艾华仁：与王开杨论研究汉字的“立场问题”

艾華仁：也說研究漢字的“立場問題”——與王開楊先生商榷

艾华仁：也说研究汉字的“立场问题”——与王开杨先生商榷

《論研究漢字的立場、方法與學風》（《科學地評價漢語漢字》華語教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頁)乃王開揚先生之大作，據說是爲了“從宏觀方面討論漢字研究的幾個原則問題”而寫，本人反復研讀之後，深受啟發。現僅就“立場問題”談一點兒粗淺認識。當然王先生所“拋”者非“磚”，而本之愚見屬於慮之一得，固非“玉”也，其中不當之處，懇請王先生批評指正。

在談論“立場問題”時，王先生斷定“《漢字文化》爲保留漢字提出種種理由，爲歌頌漢字擺出種種根據，其骨子裡仍是爲少數人著想而已”，自然王先生和拉丁文改專家們的骨子裡總是“爲多數人服務”了。

大家都知道“爲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延話》)，這是ㄇㄠˊ澤東同志早就教導我們的話，“立場問題”是絕不可等閒視之的首要“原則問題”，而其關鍵實際上就是一個人究竟站在“多數人”還是“少數人”一邊。那麼王先生所謂“多數人”與“少數人”是指什麼而言呢？這從拉丁文改派先生們的一貫言論中就可以看明白。

呂叔湘先生早年就發明了一個著名公式——“漢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會加官僚政治，拼音字加語體文配合工業化社會加民主政治”，前者即他所謂“少數才能出眾的賢人”，而後者，即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人民大眾”(《呂叔湘語文論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8頁)。

拉丁化中國字的《大衆報》

周有光先生則認爲“文字掌握在巫師、僧侶或狹小的知識階層手中的時代，一般說來，穩定性強而演變性弱，文字一旦掌握到比較廣大的人民手中，就會發生迅速的演變。”(《語文風雲》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頁)

可見“少數人”與“多數人”歷來就壁壘分明。時至今日，“多數人”自然就是包括工農兵在內的大陸“十幾億人”，而“少數人”看來就是“海外幾千萬人”了(王開揚先生引呂先生語)。

說得最清楚的則莫過於林炎志同志作《序》並向人們鄭重推薦的《語言文字工作百題》了，其文曰：“近年來有些人指責說，《漢語拼音方案》是'中ㄍㄨㄥˋ’少數文字改革'拉丁派狂熱分子在本世紀50年代閉門杜撰的產物，目的在企圖用'拉丁文化’來代替'漢字文化’，進而毀滅中華文化。”(見語文出版社1995年版該書第88頁)

按以往的原則來判斷，一方是被敵人反對的、擁護ㄍㄨㄥˋ產黨的“拉丁派”和他們所代表的“大多數”；另一方是什麼人已不言自明瞭。一個“立場問題”，先把對立的學術派別，把那些敢於宣導“漢字優越論”、反對“拉丁文字優越論”的人置於“十幾億人”和ㄍㄨㄥˋ產黨的對立面，你還敢再“爭鳴”嗎？

然而事情絕非如此簡單。ㄇㄠˊ澤東同志說過“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關於重慶談判》)“漢字落後論”和“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之類的觀點，從“五四”運動前後一直沿續至今。“五四”運動自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今天也沒有人堅持“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了，但對於漢字則不然。雖不再認爲使“中國必亡”的罪魁禍首就是漢字，卻仍然堅持認爲漢字必“拖四個現代化後腿”，甚至有些人無端地看著漢字不順眼，不如見了英文那麼親切，仍死死地抱住傳統的、陳舊的、過時的“漢字落後論”不放。ㄇㄠˊ澤東同志在談到“五四運動本身”的不足之處時曾指出：“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即“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反對黨八股》)。這是對“五四”運動在“反封建”方面存在問題所做的極中肯、極客觀的評價。當時在批判封建禮教時全盤否定了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後來朱自清先生在介紹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時，曾這樣講過郭老對孔子的認識過程“他似乎是恢復了孔子的傳統地位。但這是經過批判了的，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重新估定的孔子的價值，跟從前的盲信不能相提並論。”(《標準與尺度》文光書店民國38年再版第126頁)

從“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到重新評價孔子和儒家文化這一歷史過程是這樣，對漢字問題的認識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我以爲很多有識之士，對漢字和漢字文化的再認識，爲漢字平反昭雪，和郭老對孔子的再評價一樣，這才是正常的。那種墨守舊章，無視現實，以爲只有把漢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它永世不得翻身，才是堅持“革命”立場，才是代表“大多數”，只能表明其思想僵化而已。

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都要有一個過程，形而上學的觀點是要不得的。認定“漢字落後”與“拉丁文字優越”，那是“五四”前後至到漢字不能機械化，誤過了“打字機時代”的事。那個時期，不僅僅拉丁文改專家們是這樣認識的，而且大多數愛國的知識份子都是這樣認識的。不僅一般知識份子是這樣，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是這樣。ㄇㄠˊ澤東同志在1940年關於“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新民主主義論》)的觀點，在1951年關於“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吳玉章《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見《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彙編》第14頁)的指示：袁曉園先生50年代在美國執心推廣(漢語拼音方案)的經歷都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但事物是發展變化的，近20年來，對漢語漢字的研究已有新的進展，信息技術的發達、電腦輸入漢字的速度已超過拉丁拼音文字；漢字文化圈內各個國家和地區科技的飛速發展，經濟實力迅猛增長，已使“拖四個現代化後腿”論不攻自破。如果今天有人依然抱住“漢字落後論”和“拉丁文字優越論”不放，依然高唱從上個世紀開始的百年一貫制的陳年老調，還有多少人願意聽呢？

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批而不倒就是明證。至於“多數人”云云，也需要具體分析：一是有些人憑藉手中的權力——人民給的，他卻不聽人民的呼聲而自稱代表人民，這“大多數”是假的；一是有些人爲保住其幾十年取得的學術地位，拉大旗作虎皮，在語言文字領域搞“兩個凡是”一類玩藝兒，這“大多數”也是假的；一是有些人自知其理論難以服人，心虛膽怯，慣於使用表複數的人稱代詞，動輒“我們”如何如何而避用“我”字，其所稱“大多數”不過與當年曹阿瞞號稱“今治水軍八十萬眾”一樣虛張聲墊而已，這也是假的。我以爲自稱代表“多數人”是不算數的，代表資格得由“十幾億人”和“海外幾千萬人”來認定。無限上綱，唯我獨革把“海外幾千萬人”排斥在外，把論辯的對方置於“多數人”置於ㄍㄨㄥˋ產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對立面，將其虛構爲“一小撮”(王先生所云“少數人”之“代表”自然人數少得可憐)然後加以批判，這已是史無前例時期的老手段了，絕不是學術爭鳴的正當作法。

“左”的時代已經過去，對“立場問題”也應該有全新的認識。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我們要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1986.6.18)；在談及臺灣在香港的機構時，曾指出“他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相信他們會站在我們民族的立場，維護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嚴”(1981.10.3)在談及“港人治港”時，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尊重自己的民族”是“愛國者的標準”(1984.6.22-23)。我以爲上述指示應該是我們今天理解“立場問題”的唯一標準，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新時期，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站在祖國和民族的立場上。

漢字乃中華文化的載體，是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賴以承傳的紐帶。對漢字和漢字文化的態度實際就是王先生所說的“立場問題”。全盤繼承古代文化拒絕接受西方現代文明(馬克思主義則爲西方文明的最高成果)是錯誤的，但全盤西化與完全否定傳統文化也是錯誤的。這使我想起了發表在《語文建設》1995年第3期上的戴建華先生的文章，介紹了啟功先生的兩段妙語“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對某些人在語言文字方面生吞活剝西方模式的批評，真可謂一針見血，的確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其一，針對我們的語言學家見漢語裡常有主、謂、賓元素不全的現象，便以“省略”稱之的作法，啟功先生發妙語云：“猴子(猿)有尾巴，人沒有尾巴，是進化的原因呢，還是“省略”了尾巴呢？”請看，這不是對食洋不化的那些語法權威們的絕妙諷刺嗎？真不知處處以西方爲法式，其國格何在？

其二，針對有人提出減少漢字的數量，以有利於拼音化的主張，啟功先生又發妙語云：“《水滸傳》講武松打虎，很形象。老虎一'撲’，武松一'閃’；老虎一'掀’，武松一'躲’；老虎一'剪’，武松又一'閃’。如果變成這個樣子：老虎這麼一搞，武松就那麼一搞；老虎又這麼一搞，武松又那麼一搞……”啟功先生所批評的這種做法與當年《1100個基本漢字教學使用法》(《中國語文》創刊號1952年)是一脈相承的，是對文改先生們幾十年來絞盡腦汁研究限制漢字字數，以便早日實行拼音化的又一絕妙諷刺。如此改革文字、學步邯鄲，是發展和豐富祖國語言文字，還是糟蹋和貶損祖國語言文字？

已屆世紀之末，距魯迅先生在《太白》半月刊發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60年過去了，中華民族早已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竟然還有人如此缺乏應有的“自信力”，豈非咄咄怪事！

請問王先生：啟功先生和他所諷刺的人本是經緯分明的，其高貴與卑下也判然有別，這“立場問題”又該怎樣認識，這難道還需要討論嗎？

王先生“立場”是堅定的，仍然“只是認爲漢字比其他文字難學，妨礙了兒童迅速掌握文字工具”，因“憂國憂民”而自認爲是“多數人”的代表，然而面對漢字並不難學且已爲許多專家學者所證明的事實卻故意視而不見，我以爲這絕不是您所一再呼籲的“實事求是”態度！

如果王先生特別討厭《漢字文化》上的文章，我可以向您推薦最近發表的佟樂泉先生的《兒童識字方法的理論探討》(載《語言文字應用》1996年第1期)和徐火輝先生的《改造識字教學模式的思考》(載《語文建設》1996年第3期)兩篇文章。想想這些並非《漢字文化》一派的先生們的觀點是否真有些道理。

回想一下目前中小學十二年教學語文不過關，新聞從業人員雖有大學文憑還需要通過培訓來過文字關、社會用字混亂屢禁不止等等現象，我想某些握有一定權力的人是應該認真檢查一下自己的“立場問題”，檢查一下現行語文政策的時候了。ㄇㄠˊ澤東同志的話值得我們深思：“有爲大眾的動機，但無被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因爲“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更何況有些人的“動機”並非真的“爲大多數服務”呢！

漢字是“國粹”，漢字是“寶貝”，漢字是“唯一”；但漢字絕不是“裹腳布”，漢字也不是“長辮子”。雖然“用漢字與愛漢字、與愛傳統文化、與愛國主義，其間並無天然等號”，但總不致于毫無關聯吧？一個中國人，一個吃祖國母親乳汁長大的知識份子，竟然把作爲祖國傳統文化載體的漢字極輕蔑地與“裹腳布”和“長辮子”相提並論，其自身“立場”就很成“問題”。王先生非常崇拜西方文化，也非常景仰西方先哲，在文章中曾引用黑格爾的名言。現在讓我們看看朱自清先生這位被ㄇㄠˊ澤東同志譽爲“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的知識份子昔日對黑格爾名言的另一種不同理解或許是有益的。朱先生云：“傳統之所以爲傳統，有如海格爾所說'凡存在的總是有道理的’。我們得研究那些道理，那些存在的理由，一味的破壞傳統是不公道的。”(《大公報》民國38年，引自《標準與尺度》)

王先生不想研究也罷，不願研究也罷，不屑研究也罷，我想最好還是不要以“革命”的姿態侈談什麼“立場問題”干擾他人的研究爲是。

文字輸入 吳君濯

文字一校 吳君濯

文字二校 胡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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